从“大一统”说到辛亥的排满丑剧
芦笛
拙作《中国缘何倒退百年》贴出后，有位网友来信质疑，虽然他体谅我的健康，说我不必非回答不可，但我觉得那质问暴露了我没说清楚的地方，所以还是回答一下好。考虑到其他读者也可能有类似疑问，为避免重复劳动，兼之来信无隐私可言，是以公开作答。我对下面的引文改正了笔误，并重新组织了一下个别句子，严格来说并非原文。
“你在《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中，提到了中国人的顽固的大一统情结，但是又写到革命党人搞种族革命会导致国家分裂。这不矛盾吗? 老芦你对国家分裂不满不也是大一统观念吗？”
这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矛盾，可以称为paradox（悖论）。
我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辛亥革命是逆西化潮流而动的反动行为，造成了社会的逆转型。那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这表现在两方面。
在社会结构上，它逆转了从传统官僚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健康转型，使得中国发生了以下社会转型：
远古封建社会（先秦）→传统官僚社会（秦汉至晚清）→初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民国）→高阶现代野蛮官僚社会（毛中国）→高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后毛中国）
通过这种连续不断的逆转型，官僚集团作为统治者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成了今日之几乎无法摧毁、甚至难以和平改造的巨无霸，连毛泽东都没本事制服那多头凶龙，最后妻死人手为天下笑，而况胡温式庸主乎？这是前人无穷蠢动留给后人的最大难题。
在对外政策上，它中断了晚清开始的从古老的天朝向西式民族国家（nation）的转型趋势，引出了以下逆转型：
既无对外主权意识又无完整的对内主权的古老天朝（晚清以前）→有对外主权意识、并开始强化对藩属国的主权的正在成形的民族国家（晚清）→有对外主权意识、但毫无对内主权的未遂民族国家（北洋）→有对外主权意识、并开始恢复对内主权的再度成形的民族国家（国府）→毫无对外主权意识、但具有空前强大的对内主权的非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在《中印冲突史话》的初稿中指出，晚清以前，是“弱国无外交”，亦即政府既无主权意识又无充分对内主权，而晚清、北洋与国府则是“弱国有外交”，即政府没有充分的对内主权，但有充分的对外主权意识，并有高超的外交技能，其外交成就之辉煌，与国力之羸弱形成耀眼夺目的对比。中共建政至今，则是“强国无外交”，亦即政府有空前的对内主权，但毫无对外主权意识，如同古老的天朝一样，只讲究“国体”亦即朝廷的面子，却丝毫不以国家利权为念，而且满朝无一人有起码的外交知识与技能，因此其外交业绩之见不得人，与国力之强大形成了更加耀眼夺目的对比。
要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得先知道“天朝”与“民族国家”的区别。两者的立国基础完全不一样。天朝是内向的，敌人在内部而不在外部，亦即李慎之老说的“以小民为敌国”，朝廷把子民当成假想敌，关心的是如何“维稳”，确保百姓乖乖完粮纳税，俯首帖耳听任宰割，不敢造反。对“蛮夷”也是这套，把他们看成是种族、权力与文明等级上的最低端，却毫无西式的“主权”与“国家利益”等一系列观念。西式民族国家则是私有制产物，政府不过是“资方代理人”，其对外职责就是捍卫全民的权益，最起码得为全民守住“家业”（领土资源等）。而所谓“对外主权”则是“权利”观念的衍生物，由“人生而平等”衍生出了“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平等观。这些概念都是洋货，大清花了足足一个甲子才好不容易学会。用萧功秦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从“朝贡体系”开始转入“条约体系”。
辛亥丑剧造成的灾难倒没有逆转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进步，只是使得国家彻底丧失了对内主权，因而丧失了国防能力，使得中国沦为烂污帝国主义日本与苏俄的欺凌与瓜分对象。中共上台后，虽然将对内主权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却不幸在认识上又背离了“条约体系”，跌回“朝贡体系”。这原因很简单：权利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对外主权”、“平等”等一系列观念与国际共运不兼容。共产党人眼中的世界是划分为“敌我友”的不同“阶级阵营”的。他们的所谓“外交”，就是“国际统战”。一个外国无论是属于“敌”，还是“我”，还是“友”，与本国都没有平等可言。对敌国就不用说了；“友”只是本国居高临下地欺骗、收买、拉拢、利用的对象，随时可能变为“敌国”；即使同属于“我”的阵营，那也毫无“平等”可言，盖那与党内关系一般，乃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国际”的上下级关系，更无“不可干涉他国内政”的起码外交准则可言。凡是共党国家都不能背离苏式社会主义，都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叛变”，立即从“我”变成“敌”。70年代勃列日涅夫提出“主权有限论”，尽管遭到中共抨击，当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证，其实是说了大实话。此前的中苏大论战就是两国互相猛烈公开干涉内政的最出色表现。
中共因为与资产阶级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自然也就毫无“国家利益”观念。与苏联决裂后，中国便彻底完成了向传统“天朝”的回归，为了打破邪恶意识形态与好战政策造成的国际孤立，不惜以出让领土的方式收买周边的小国与弱国，以大量民脂民膏收买亚非拉穷兄弟，以便让他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毛泽东语）。这就是《礼记》上说的：“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赠多拿少，这样诸侯就会感恩戴德了。”现代中共仍未放弃这一套。而且，因为恶性走资，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更是把“以小民为敌国”当成了重中之重，全神贯注地盯着国内，生怕百姓造反；对外则实行耶稣的教导，让人家打了左脸，就把右脸也乖乖送上。黄海、东海、南海的争端就不必说了，就连对个东南亚病夫缅甸也千依百顺，拱手相让万里河山于前，听凭人家滥杀果敢的遗民、实行“种族净化”于后。
这其实是题外话了，不过也没白写，将来可以收入《治国白痴毛泽东》的外交篇。这里还是回答那位网友的问题：我谴责辛亥自爆使得国家碎片化，解除了国防能力，使得中国沦为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难道不是出于大一统情结？既然如此，那我为何又要指出，中国人之所以容忍政府剥夺他们的自由，是因为他们信奉集体主义价值观，宁愿以牺牲个体自由来获得国家的富强？的确，这不仅是孙文的国民革命动机，也是他让国人崇拜至今的原因，盖他确实通过中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使得原来的“一盘散沙”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混凝土。
我想，这位读者之所以有此疑问，是两个问题没搞清楚。
首先，“大一统”是不是就是“民族国家”的同义语？我当然盼望中国能变成西式民族国家，像西方文明国家那样，政府对内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外则是为全民看好“家产”（领土资源等），捍卫全民权益，与外人争利。这才是“民族主义”的正解，不是中共那种以小民为敌国、对内维护自己的压迫剥削特权、对外维护政府的面子、却弃全民权益如敝屐的爱党主义。
这种正版的民族主义，与大一统未必是一回事。它当然主张维护本国的领土完整，但那是对外人的。如有外人来抢本国家当，则立即回击。但对内则实行“住民自决”的民主原则。总之：本国人分家可以，外人来抢不行！用难听话来说，便是“宁赠家奴，不给友邦”，恰与中共的施政方针相反。因此，虽然芦某被人骂为“汉奸”、“西奴”，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其次，是否要维护大一统，须看当时的国际环境。当时还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新疆、西藏、蒙古、满洲等等，你若不看住，那就立即被日本、俄国（含后来之苏俄）抢去了。失去了这些屏障后，则帝国主义的刺刀立刻就捅到了长城上，最后连明朝传下来的13行省都保不住。所以，在那种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之时悍然自爆自家的帝国，这世上也只有中国人才会干出这种蠢事来，而且在百年后还不知懊悔痛心，还要继续奉那些革命乱党祸国贼为英雄。
但如今的世界早就面目全非了，早就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时代（主要还是搭帮万恶美帝在战后的撅起以及烂污帝国主义国家的先后垮台），中华民族再也没有了外患。以如今祥和的国际环境而言，中国若要解体，我根本不care（草庵居士的教导：“who care china”）。但有一条：国情民俗不能不尊重，理想不能不与现实妥协。考虑到国人无比深重的大一统偏执，若是把西方那“住民自决”贸然搬来，只怕不旋踵就要引出前南斯拉夫的惨祸。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实行了民主化，我看顶多只能改为联邦制，待到岁月冲淡了国民的偏执再谈进一步更动国体的事。
这其实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隐忧。我上次跟胡平辩论，竟然忘记提出这一条，实在该死。其实明摆着：你要明天就实行民主化，那请问你是否遵守“住民自决”的民主原则？敢不敢镇压必然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你食洋不化，把西方那套搬过来，听任人家独立，则立刻失去民意支持，帮助米洛舍维奇那类土法西斯烂仔上台，追随王震的光辉榜样，血洗新疆、西藏，核爆台湾。这对中国究竟是福是祸？而如果你敢铁腕镇压藏疆独立运动，那你又该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
这位网友接着说：
“当初梁启超提出了（蒙藏疆脱离）的可能结果，我想革命党人也看到了。为什么革命党人继续你说的种族革命了？我想是不是跟满清曾有过禁止汉人去关外开拓的历史，西藏和新疆中原人也去的比较少有关了？芦老你提到辛亥革命时候汪精卫的种族主义，但是满人对汉人不是种族主义吗？满人不信任汉人官员，对于汉人官员的要求就是办事，到了清朝末期满人完全不行了，统治者没有能力搞定太平天国才开始给汉人官员实权。我认为正是满人的种族主义导致了这个种族主义做动员的革命。革命后汉人没有大规模的排满行动，也没有种族清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 排满来动员但是最后没有实行种族清洗，提出了五族共和。现代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有人说民族仇恨和宗教矛盾是最难化解的。当年满族人大规模屠杀汉人，搞文字狱迫害读书汉人。这才是导致革命党人能以民族革命作为动员力量来源吧。我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但是从历史上中国总是把周边的族群叫什么夷狄之类看不起，到被迫接受一个被称作夷狄的族群统治，这当然会引起不满。如果芦老你站在当时正引进民族主义的汉人的立场你会怎么想？芦老你是维族或者回族你可以超脱，但是当时对未来充满期望的认为自己是汉族人的革命党以及会党不这么想。”
首先，必须再度澄清一下：我不是满族也不是其他少数民族，是根正苗红的南方汉人，血统比经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北方汉人的还纯。我实在腻透了这种无聊的猜疑。难道做一个超越于种族、民族与政党之上的独知，对中国人来说竟然是不可能的事？
其次，很明显，你不熟悉历史。革命乱党根本也就没理睬梁启超的大声疾呼，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仇恨满族到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程度，不管后果如何都要“排满革命”、“种族革命”（这可都是他们当时的公开号召，不是什么“芦笛说的”），因为满族在他们看来是外国人，而日本人反而是同文同种，所以他们要仇满亲日。章太炎的名言是：“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孙文则说：“外人素爱和平，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在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更忙着向日本叫卖满洲：“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芦注：指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直到1917年9月15日，孙文在会见河上清时还明确表示：“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会见松永安左卫门时又说：“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
所以，革命乱党完全是意气用事，只求达到推翻满清、夺取政权的目的，一切手段与后果都在所不计。章太炎就曾把这点说得清清楚楚：“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完全是视国脉民命如儿戏。这种毫无政治伦理、毫不负责的轻率蠢动，可不是你今天想当然的美化就能开脱的。
当然，可以原谅的是，那阵子的汉人心目中的“中国”，也就只是明朝传下来的18行省（明朝划为13行省，满清改为18），亦即汉族居住地域，并不包括蒙、藏、疆、满洲等这些辫子兵打下来的地方。所以，不光是革命乱党，就连此前的谭嗣同、康有为也曾主张出卖新疆、蒙古，以此获得改革经费。辛亥蠢动一开头还真是不折不扣的“汉独运动”，各省打出的旗号都是所谓十八星旗，代表汉人居住的十八行省：
只是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革命乱党才在《临时约法》里匆忙加了一条，把蒙藏疆都包括在中国民国的领土中。至于“五族共和”则是在老袁内定为临时大总统后提出的口号，与革命党人无关。
至于辛亥暴乱后满人是否遭受迫害，请看李提摩太的报导：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
所以，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干净，辛亥革命并非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当然，比起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来，它是干净得不能比了。不过若无辛亥，后来哪有那么些烂事？此所以我痛恨辛亥丑剧，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我当然不是为满人入关之初作的大孽洗刷。但满清皇室是中国最奋发有为的，这几乎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的共识。如果要让我选择，我宁愿活在大清，也绝不愿活在大明，更不用说是毛中国了——可怕的是汉族自己人搞的阶级歧视、城乡歧视与权力歧视，不是满清的所谓“种族歧视”（其实那也说不上什么种族歧视，只能说“旗人”［包括关外的满族、蒙族与汉族］作为“自己人”享受了特权，但满人与征服大宋的蒙古人完全不同，只是对汉人提防猜忌，并未公开实行对汉族的种族歧视与压迫。朝廷设官历来是满汉各占一半，到后期则基本是汉人政权了。待到行宪后，内阁将由国会选出，到时要选什么人，还不是汉人决定，有什么必要去武力推翻那个名义上的少数民族政权？
就算满清真像你说的那么万恶也罢，那人家不是也愿意主动放权了么？为什么就不能给人家一个机会，而要把全国人民投入血海？这可也是梁启超再三警告过的恶果。他早就举法国大革命的先例说过，革命一定会引来血腥惨祸，而且只会以更厉害的铁腕专制终局。革命党人听进去了么？鼠目寸光的复仇主义只会最后伤害自身，这世上只有头脑混乱、血液沸点特别低的愤青喜欢这套。当时的革命乱党也就是这种愤青。不幸的是，今日国人仍在崇拜这伙白痴小丑。如果连中共那种无恶不作的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残暴、最血腥的屠民残民政权，咱们都不能不投鼠忌器，为了避免全民再度遭受大难而主张和平演变，那为何不能对比他们人道、仁厚、先进一亿倍的满清持同样态度？就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两百多年前曾经“留髪不留头”，以及有过传说中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事实上，排满思潮是日本右派刻意煽动的，目的是在中国挑拨离间，制造动乱。《扬州十日记》过去谁也没听说过，是革命乱党在日本传出来的。此书完全是伪造，没谱到编造不足三万人的清军屠杀了八十万的扬州市民（据现代学者考证，当时扬州市民撑死了也就二三十万），而负责埋葬死尸的三千和尚竟能掩埋如此之多的尸体。在我看来，这书完全可能是日本人伪造的。而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聪明绝顶的中国人备受日本人与俄国人玩弄，严格按照人家的设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历史。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争取中国民心，就曾在东北发布檄文，庄严号召汉族人民：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难道不是辛亥革命的宗旨？难道不是革命乱党的号召？除了中共在苏联武装入侵东北时按主子指示号召全国人民“保卫苏联”，世界历史上还真找不到如此亦步亦趋、忠实执行外国人指示丝毫不走样的第二例！
“另外我不明白的是立宪派是推翻满清的主力，那么排满的动员力量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了？”
立宪派当然知道中国没有皇帝就没法正常运作，这就是他们主张实行君主宪政的原因。然而武昌乱起后，排满宣传甚嚣尘上，立宪派为狂潮席卷，于是也就转了向，最典型的就是唐绍仪与张骞。这正是革命乱党的恶毒处：他们知道，要抵消传统忠君教育的影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宣传那是异种皇帝，不该效忠，否则即是“汉奸”。立宪派果然经不住这一击，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坚守。你若想具体知道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成功中起了多大作用，而排满的动员力量又是怎么通过他们其作用的，得自己去看书，不能指望什么都由我告诉你。我只想说，如果没有汤化龙出来主持乱局，则武昌兵变绝无可能成气候，而如果没有张骞转向，则东南数省也不会轻易易帜，而最重要的立宪派袁世凯若是不转向，南军早就被北洋雄师一鼓荡平了（实际上黎元洪一度准备投降）。就算袁世凯不进攻，只要段祺瑞等将领不通电逼宫，南京临时政府也只会因财政破产而自我崩溃，孙文在与森恪的密谈中把这困境说得清清楚楚。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
“另外老芦你说中俄两国人完全没有权利意识，没有个人自由意识，那么民族主义动员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难道他们不提什么是民族压迫吗？如果提到民族压迫那么能说权利受损吗？只能说权利意识很淡。宁愿放弃领土也要民主不是权利意识强的体现吗？否则比如蒙古人统治时期，领土很大，但是对于民众来说也没意义。”
这个问题只说明你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懂权利这个概念，也不知道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建议你去看我的旧作，我实在吹腻了轱辘笛。
“君主立宪当然是最好结果，但是我更认同秦晖老师说的在中国这个专制国家走向立宪可能性很小。从封建走向立宪有可能。皇帝的残忍导致了人们不希望有皇帝。我想如果中国皇帝不是非常依靠暴力威慑而是有荣誉的话，那么满清皇帝最后关头的妥协才有可能达成（妥协需要双方的信任，不然退让的一方可能被另外一方弄惨）。”
如果秦晖真的这么说过，那我只能认为是屁话。要看出其荒谬，似乎并不需要什么智力：若是君主立宪不可行，则共和宪政就更不可行了——两者的跨距与难度孰大？正因为中国是两千年的专制国家，才不能贸然截断传统作飞跃。当时唯一可以尝试的就是君主立宪，这是难度最小、过渡最平滑、成功把握最大的选择。如果连这都认为不可行，那就只好坚持专制制度一万年不变了。而且，秦晖似乎不如吴思懂中国历史，看不出真正的祸害不是皇帝，而是官僚，而晚清应对危局的良策不是实行什么民主，而是加强中央集权，迅速完成向西式民族国家的转化，以集中全国国力去抵御外侮。吊诡的是，据说是民主国父的孙中山后来反而看到了这点，所以才发动旨在把中国人民变成混凝土的国民革命。
“我认为民族什么独立，是否大一统不重要，领土丢了没丢也不是最后重要，重要的是民众过的怎么样。夏威夷现在过得很好，香港也过得很好，丢了领土的德国也过得好。有时候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中国倒霉的是周边都是野蛮国家，如日本 俄罗斯还有一帮抢劫犯部落。中国的文明受限于地理环境，不是欧洲那样海洋国家。”
这话我早在上网之初就说过无数次了，但想提醒你注意的是我上面说过的话：第一，丢不丢领土，要看是丢给谁，自己人独立可以，外人来抢不行，人家大英就是这么做的，北美独立后他们就学会了这条教训。美国人也是这么干，所以才会在血战夺回了菲律宾之后，竟然不遵照土匪司令王希哲发现的“打江山者坐江山之大定律”，却让住民自决公投独立（其实是害苦了不懂事的菲律宾土著们，以致令该国今日成了菲佣出产国）。第二，可行性是国情民俗决定的，而眼下的国情民俗决定了“住民自决”只会引来大难，还是只有留待后人去解决。
“冒昧打搅芦老，还望多多包涵。”
无所谓啦，我看见就得答复，否则于心不安，待到真的写起来又觉得烦。因此，若有可能，请读者在提问前还是细看一下我的有关旧作，谢谢！Meanwhile，我可是要再度戒网去了，希望这次最少能坚持一个月。
辛亥丑剧是民族解放运动么？
芦笛
本人并非“满遗”，谈不上感情投资，指责我一切站在朝廷立场上看问题就更不是实事求是了。我是从中华民族的兴衰的角度来抨击辛亥丑剧的，正是它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使得中国从此沦入血海，开始历时一个世纪的倒退。这就是我对之深恶痛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清廷有什么莫须有的个人感情投资。
满清垮台并非民族解放运动，只投合了日本与俄国的心愿，是中国人能干出来的最大的蠢事。已经反复说过了：当时是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面临着被日、俄蚕食鲸吞的实实在在的危险，当务之急是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厉行“改土归流”，将中古式的多民族松散联盟改造为西式国家，这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然而革命乱党却整个弄反了，专在大敌当前之际搞内斗，发动“民族解放斗争”，孙中山甚至允诺割让满蒙，跪求日本人帮助自己发动内战夺权。原来这就是足下心目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此说来，石敬瑭原来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了。
足下以一战后欧洲发生的民族国家解放运动类推满清的崩解，莫非辛亥革命是在那之后发生的？我还以为民族主义是中国从西方进口的涅，原来鬼子是从咱们这儿学去的？多谢指教。看来，当时各省纷纷“独立”，继之以南北交战，军阀混战，就连四川一个省也分成若干部分，分别由不同军阀割据，互相攻伐，无日无之，那也是民族解放战争了，我还以为是古已有之的藩镇割据涅。
辛亥革命与争取民族平等毫不相干，从来就不是它的诉求。晚清的满族也不曾如当年一般压迫汉人。如果尊重历史，就必须承认，清廷与历代朝廷的区别，只在于其原来的出身是少数民族而已，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盖这种朝廷过去有的是，唐朝皇族也是少数民族出身，南北朝、五代的许多中原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人所谓“民族”，其实是个文化概念，与种族背景没有多少相干，所谓“汉人”的人种非常之驳杂，北方汉人基本是胡人子孙。“汉人”并无明确的种族背景，指的其实是生活在汉文化圈中的那些人，跟“美国人”的概念也差不多。辛亥时满人早就融合在汉文化里了，根据远古的出身强分满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干的事。在清廷废除残余的种族隔离措施、允许满汉通婚之后还要这么干，就更是蓄意在外敌虎视眈眈之际制造民族分裂，促进多民族国家崩解。
当时社会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歧视，基本社会矛盾根本不是内部的民族矛盾。所谓“民族危机”是外患而不是内忧。革命乱党为了夺权，把统治者与野心家的权力斗争强辩为“种族革命”，乃是典型的种族主义。他们能列举的满人罪恶也是“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等历史旧账，完全说不出什么现行罪恶来。除此之外便是指责满人卖国，然而民国丧失的领土远远超过满清，把蒙古和西藏都丢了，而这些地方本是满人征服的，从来不是汉人的战利品。革命乱党煽惑百姓的宣传与“民族平等”毫不相干，“驱逐鞑虏”乃是朱元璋早就用过的老口号。革命乱党当时的理想是把满人那些“外国人”赶回老家去。九一八事变之后，孙中山当年的有关教导被他的日本右派赞助人当成伪满立国的理论依据，声称“满洲国”的成立实行了孙文生前的政治理想（请参考杨天石的有关著作）。这话我看一点都不错，辛亥革命不就是想把满人驱逐回黑山白水之间么？溥仪响应这号召回了老家，与中国一刀两断，难道不是实现了革命乱党特别是孙中山的奋斗目标？满洲国的独立又为何不是民族解放运动涅？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什么理由把驱逐了的鞑虏领土强行收回来？
所谓“感情投资”云云，其实是我对国人专对自己脚背放枪，敢于并善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迎合民族大敌的需要，捏自己的死穴，奋勇自残自伤的一种痛惜，并不是我对满人（遑论清廷）有什么感情，更不是我喜欢大一统。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的堕落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而今日之所以不赞成中国解体，唯一的顾虑只是怕引出南斯拉夫式的大屠杀来。Otherwise，我赞成方励之“中国必须解散”的主张，觉得捆在一起什么意思都没有。但今日乃是后帝国主义时代，与晚清时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对外危机）完全不同。彼时搞“民族解放运动”乃是日本特务以及后来的苏联特务的努力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孙文与后来的中共都是卖国贼。
民族独立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独立”成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如外蒙与满洲然，更不能在革命成功后放弃当初“十八省独立”的誓言，取代满清做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者，转过身去压迫其他民族，而这恰是民国政府干的事。主张“辛亥革命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论者的虚伪，就是只许汉族“独立”，不许其他少数民族独立，更不敢面对革命乱党食言而肥，在革命成功后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不按原计划回到明朝的疆域去，却要厚颜无耻地继承满洲帝国的疆域，去统治他们从未征服过的蒙、藏、疆与满洲的大部。天下有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么？
欢迎光临赐教，谢谢批评。